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任震宇)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門檻的不斷降低，全民參與直播熱潮高漲，網絡直播行業得以迅猛發展，逐漸形成了以“電商直播”“游戲直播”“秀場直播”為主的網絡直播模式。在競爭激烈的直播市場上，主播們為了吸引更多粉絲，獲得更多流量，各種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甚至觸犯法律的直播方式屢見不鮮，有的主播直播涉黃涉暴的內容;有的主播表演危險動作，造成人身財產損失;還有的主播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以種種方式欺騙“粉絲”，也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法律糾紛。

　　現狀

　　直播問題頻發

　　日前有媒體報道，海南省三亞各景區直播“泛濫”，部分主播以嘩眾取寵為賣點，以奇裝異服搞怪，甚至通過騷擾其他游客的方式進行直播，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搭訕年輕貌美的女性游客進行互動。即使游客表示拒絕，有的主播依然會繼續糾纏騷擾，甚至索要聯系方式。為解決“直播擾民”問題，日前，三亞市發布了《三亞市2020年元旦春節暨旅游旺季綜合整治工作方案》，其中特別提到，將加強對大東海景區直播現場的監督管理，“嚴厲打擊騷擾游客路人、對路人進行低俗言語挑逗、與路人進行騷擾類身體接觸以及未經同意強行跟蹤拍攝路人等行為”。

　　實際上，“直播擾民”并不是三亞景區獨有的問題，其也只是當下火熱的直播行業所暴露的問題之一。日前，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發布的涉網絡直播類案件調研情況指出，網絡直播平臺已成虛假廣告、詐騙犯罪易發區，部分主播在直播中植入賭博色情網站等虛假廣告，刑事犯罪風險突出。

　　該調研指出，由于相關規定的滯后性及有效市場規范缺位等因素，網絡直播行業問題頻發，大量糾紛涌入法院。東城區法院民三庭(知識產權庭)負責人孟衛明告訴記者，涉網絡直播平臺糾紛類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通過對全市法院受理的涉網絡直播類案件調研發現，網絡直播行業引發的法律糾紛有一些鮮明的特征。

　　特征一

　　糾紛類型多種多樣

　　如直播平臺之間因挖角產生的不正當競爭糾紛;直播平臺與主播之間的合同糾紛;權利人與直播平臺之間的侵權糾紛;直播平臺與網絡用戶之間因“打賞”行為而產生的贈與糾紛等。孟衛明告訴記者，隨著直播平臺競爭白熱化，自帶流量紅利的網絡主播成為各大平臺“挖角”的對象。近50%此類案件系網絡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的合同糾紛，不規范“挖角”主播引發的不正當競爭之訴也在不斷凸顯。

　　“主播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下無視與原平臺的合同約束而轉換平臺，導致原平臺花費大量人財物培養的優質主播及長期經營積累的觀眾和流量資源付諸東流。一旦訴至法院構成違約或不正當競爭行為，主播不僅要支付高額違約金，甚至還會被禁止在原簽約平臺之外開展直播活動，而挖角平臺也要承擔相應賠償及法律責任。”孟衛明說。

　　特征二

　　知識產權侵權“重災區”

　　通過網絡直播平臺向公眾提供音樂、視頻、游戲、體育賽事等的新型“直播+”商業模式，已經成為網絡文化內容供應的重要形式。據孟衛明介紹，近23%此類案件，是因平臺簽約主播在直播平臺上的表演內容使用了未經授權的作品并營利，進而引發作品權利人與直播平臺之間的侵權糾紛。如主播未經許可在直播中翻唱或使用他人音樂作品作為背景，免費播放視頻網站上熱播的影視作品，或以加框鏈接嵌套方式呈現電子競技直播、體育賽事節目等。直播平臺則通過設置專題欄目、對直播內容進行編排整理等方式引導用戶觀看直播內容，以此來吸引粉絲打賞、獲取巨額流量并按照約定分成盈利。

　　特征三

　　虛假廣告、詐騙易發區

　　如果說直播行業前述的幾種問題還多是平臺與平臺、平臺與主播之間的，那直播平臺成為發布虛假廣告、詐騙犯罪的易發區，則侵犯了消費者的權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9年頻頻出現的網絡主播直播帶貨“翻車”事件。號稱“直播帶貨王”的李佳琦在直播推銷不粘鍋時進行現場演示，卻出現粘鍋現象。他推銷的另一款“陽澄湖大閘蟹”也被消費者投訴存在質量問題。由于此類“直播帶貨”頻繁曝出質量甚至安全問題，侵犯消費者權益，2019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共同宣布，在全國聯合開展落實食品藥品安全“四個最嚴”要求專項行動，要對利用網絡、電商平臺、社交媒體、電視購物欄目等渠道實施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重拳出擊。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的《關于加強雙11期間網絡視聽電子商務直播節目和廣告節目管理的通知》，也要求網絡視聽電子商務直播節目和廣告節目用語要文明、規范，不得夸大其辭，不得欺詐和誤導消費者。

　　孟衛明告訴記者，網絡直播廣告作為主播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在高利潤的驅動下，部分主播在直播中植入諸如高仿品牌商品、“三無”保健美容產品、賭博色情網站、刷單兼職等虛假廣告，由此引發的刑事犯罪風險也愈發突出。例如，越來越多的被害人系通過網絡直播獲取相關刷單兼職信息，繼而陷入“高傭金”網絡詐騙圈套，導致其財產安全受到侵害，部分主播也因涉嫌故意發布虛假詐騙廣告獲利而構成詐騙罪。

　　建議

　　建立多元化監管共治模式

　　孟衛明表示，由于上述廣告視頻拍攝、介紹手法較為隱蔽，且存在易復制、傳播的特征，監管難度較大。雖然已有《廣告法》《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對其進行規范，但是目前對直播內容進行實時監控的技術能力還較為薄弱，直播廣告監管仍存在較多盲區。

　　為促進網絡直播行業的健康良性發展，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高翡法官提出了3點建議：

　　提高準入門檻，完善監管技術，強化平臺審核管理機制。建議提高網絡主播及用戶參與直播的準入門檻。建議直播平臺應通過提升內容品質、豐富功能來增強其核心競爭力，避免短期流量變現帶來的“飲鴆止渴”，并不斷強化對直播內容的審查，提高實時監控及即時阻斷直播的技術能力，對違法違規、有違公序良俗的直播內容第一時間進行屏蔽，尤其要注意正在熱播的作品、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公布的重點監管作品，建立暢通的知識產權投訴和維權渠道，從源頭上維護直播市場秩序。

　　構建“政府+行業+平臺+用戶”的多元化監管共治模式。建議在明確負責網絡直播監管的各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責的基礎上，發動相關行業協會、直播平臺以及網絡用戶的監督積極性，建立各監管主體之間的信息互通機制，實現內外監管相協調的有效監管模式，全面規范直播市場秩序，形成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環境。

　　加強普法宣傳，做好司法延伸工作。建議直播平臺、主播經紀公司等相關網絡直播行業從業者加強相關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培訓，引導和敦促網絡主播對其直播行為進行自我約束與規范。法院也會通過發布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司法建議，以及與相關行政部門、行業組織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聯動機制，加強對網絡直播參與者的普法宣傳教育，推動直播行業形成尊重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創新的健康網絡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