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7年、繼SARS之后，“禁食野生動物”再次引發輿論關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野生動物尤其是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而非公共安全衛生、防疫，所以禁食本身并非其關注重點。專家建議，應該從公共衛生安全、防疫的高度考慮禁食野生動物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野生動物非法交易、食用等行為引發輿論關注。前不久，有19名來自全國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學者聯名簽字倡議，杜絕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和食用，從源頭控制重大公共健康風險……這是時隔17年、繼SARS之后，“禁食野生動物”再次掀起輿論聲浪。

　　野生動物的禁食范圍如何確定、是否有必要全面叫停野味產業，成為當前人們關注的焦點話題。

　　禁食范圍引熱議

　　目前，對于禁食野生動物，我國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中有明確規定。不過，納入禁食范圍的僅為國家重點保護動物，蝙蝠、鼠類、鴉類等大多數陸生脊椎野生動物包括一些傳播疫病高風險物種，并未被列入野生動物保護管理范圍。對其獵捕、人工飼養、利用的行為，難以依據這一法規進行管控，它們由此成為傳播、擴散疫病的一大隱患。

　　據悉，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人士表示，已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工作。

　　北京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中國生態學會動物生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立指出，目前市場上所見的野味物種并不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名錄里，而且很多商家也持有“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使得執法非常困難。“任何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的行為都會增加人跟動物的密切接觸，都會增加公共健康風險，這種代價絕不是一個野生動物產業可以承擔的。這也顯示出本次全國人大法工委在時隔5年后重新部署啟動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目前的市場監管困難，主要是因為野生動物界定困難，合法途徑、人工馴養等概念都很模糊，把一些概念搞清楚有助于解決監管問題。”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專家組成員、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啟臻認為，要隔斷圍繞野生動物產生的獵捕、馴養、販賣的產業鏈，就必須從消費端入手，從法律上徹底杜絕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應厘清野生動物和人工養殖可食用動物之間的區別。只要有成熟的繁殖技術、明確的種源來源、固定的養殖場所、嚴格的檢疫標準、規范的經營程序，都可納入家禽家畜范疇食用，而非野生動物。”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金可可則表示，這個問題還涉及立法目的與視角的轉換問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野生動物尤其是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而非公共安全衛生、防疫，所以禁食本身并非其關注重點。但從公共衛生安全、防疫的角度出發，野生動物的食用以及其他一切利用方式，只要不利于公共衛生安全、防疫的就應予以規制。“應該從公共衛生安全、防疫的高度，從全體公民生命權、健康權保護的高度，考慮禁食野生動物問題。”

　　繞不開人工繁育產業

　　近年來，對于野生動物是部分禁食還是全面禁食，社會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同時，如何看待和對待人工圈養繁殖的野生動物，也是一個焦點問題。

　　據統計，目前，我國以供應食品、毛皮、藥用原料、科學試驗材料等為目的的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種類約有100種，養殖企業及養殖戶達50萬家(戶)，從業人員超過100萬人，年產值約500億元。可以說，野生動物馴養繁殖產業背后有著巨大的利益鏈條。因此，全面禁食繞不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相關從業人員、企業的去留問題，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損失。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動物學博士孫全輝建議，對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實行全面禁貿，因為從疫病防控的角度看，野生和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都可以傳播病毒，都會帶來公共衛生風險。“如今，我們完全不需要通過食用野生動物來滿足對蛋白質的需求，食用野生動物弊遠大于利，應該徹底放棄。”

　　“擴大野生動物禁食的范圍，應該是毫無疑問的。最為安全的做法是全面禁止野生動物的交易。”金可可表示，“但從立法的層面，還要考慮是否會涉及某些特定群體的生存利益與食品供應安全問題，比如水生野生動物就涉及到漁民的生存利益與國家食品供應安全問題，通常應排除到管制范圍之外。至少要采取一種部分禁食的制度，采取負面清單或正面清單模式，以避免損害其他公民的生存利益。”

　　對此，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則建議，一方面，應當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明確規定，嚴格禁止商業利用為目的的馴養繁殖活動，僅允許以科研、保護為目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并且盡早建立商業性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行業及經營主體的退出機制。同時，將以科研、保護為目的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活動納入行政許可，加強事后監管。另一方面，法律必須對加工和食用野生動物的機構或個人明確相應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