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文明與野蠻之間，只隔了一個野味的距離。前有“非典”，現有新冠肺炎疫情，食用野生動物給我們帶來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災難。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人民群眾對食用野生動物、非法交易野生動物的行為深惡痛絕，禁食野生動物逐漸成為全民的共識。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的出臺振奮人心，一些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學者和司法人員表示，這是我們向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邁進的重要一步。

　　“全面禁止”凸顯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力度之大

　　全面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一個過程，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這樣一個《決定》，讓人“驚喜”。

　　“我非常支持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食用野生動物的決定，這是對全人類負責的表現，是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法治體現。”全國人大代表、安徽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肯定了《決定》通過的重要意義，他表示，雖然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可能會傷害到部分養殖戶的利益，但是這些經濟利益不能與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相比，而且《決定》也提出了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其給予一定補償，《決定》的考慮還是很全面的。

　　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會常任理事莽萍也贊同全面禁食野生動物的決定。“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此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強調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在生態文明和社會文明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決定》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全面禁止’體現了我國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決心和魄力。”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孫全輝表示，《決定》將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全部納入了禁止食用的范圍，反映了禁食野生動物的徹底性。

　　把“啥都敢吃”的陋習徹底破除

　　“一定要把‘啥都敢吃’的陋習徹底破除掉。”趙皖平表示，禁食野生動物不僅對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有重要意義。

　　“目前的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擴大了原有的禁止范圍，但是主要是針對陸生野生動物，沒有將魚類等水生野生動物列入禁食范圍。”孫全輝表示，受過度捕撈、水體污染、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一些魚類和水生野生動物的生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將來全國人大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時可以適當考慮將水生野生動物列入禁止食用名單。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記者，《決定》規定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不能食用，只能基于科研、藥用、展示等特殊情況被非食用性利用，并且在利用時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實行嚴格審批和檢疫檢驗制度，這也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全面禁止”傳遞從嚴執法司法信號

　　疫情發生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及時下發了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對非法捕殺、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等“源頭”犯罪，堅決依法嚴懲。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我們會堅決貫徹執行，堅持從嚴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進一步健全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工作機制，對于重大案件進行掛牌督辦。”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勞娃告訴記者，疫情防控期間，截至2月25日，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319件442人。

　　“根據《決定》，檢察機關可以依法對非法獵捕、殺害、運輸、出售、收購野生動物等刑事犯罪，及時有效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包括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邱景輝告訴記者，在依法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同時，一并追究其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責任，提出賠償損失、以替代性方式修復生態環境等訴訟請求，對違反《決定》要求的加重處罰，增加其違法犯罪成本。

　　《決定》不僅作出了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要求，而且明確了執法責任主體。當相關部門出現違法履職行為時，又當如何呢?

　　“《決定》的出臺，要求檢察機關更加緊盯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管理中的違法履職行為，充分發揮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作用，形成常態化、長效性的監督制約。”邱景輝說，行政公益訴訟有利于解決野生動物執法“九龍治水”難題，針對履職中發現的，特別是刑事案件背后反映出的行政監管漏洞或者執法不到位、不嚴格等問題，檢察機關應主動與行政機關磋商溝通，有針對性地提出檢察建議，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作為后盾，督促協同各職能部門切實加強源頭防控，扎實開展綜合治理。

　　最后，邱景輝告訴記者，檢察機關可以進一步發揮公益訴訟檢察的預防功能，促進《決定》中提出的野生動物保護名錄調整、配套規定細化、非食用性利用嚴格審批和檢疫檢驗等規定盡快落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