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聶國春 裴瑩）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安全等問題也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他們紛紛就公共衛生體系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提出議案提案建議。

　　關口前移重預防

　　關口前移，醫院是第一道防線。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河東區副區長丁梅認為，此次疫情中，發熱門診發揮了“哨點”的作用，成為了落實“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一道屏障。作為一種新的疾病預防控制模式，發熱門診已成為疾病預防控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丁梅建議，進一步加強發熱門診常態化、規范化、標準化建設，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均應設立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科，將現有的發熱門診、腸道門診和隔離病房納入感染管理科范疇。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醫院黨委書記、院長羅杰表示，應大力加強公立醫院重大傳染病防治體系建設，著力解決人員隊伍、救治裝備、物資儲備不足等問題。加強疾控體系建設，強化專職專責。切實加強基礎建設，發展重點實驗室，以更好應對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挑戰。羅杰建議，把疾控體系的核心職責定位為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管理和生物安全管理，直接為各級政府提供服務，剝離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健康教育等職能。同時，可試行“5+2”的公衛碩士新模式，打造復合型醫學人才隊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也對加強疾控機構核心能力建設表示贊同。高福指出，目前疾控體系存在的問題包括疾控機構權責不對等，導致行政決策和技術策略脫節;疾控行政職能設置分散，上下級疾控機構之間難以形成有效合力;疾控機構和醫療機構的防控救治分工協作機制不健全。他建議厘清行政部門和技術部門職責，賦予疾控機構在專業事務領域的決定權，探索建立公共衛生事件直報機制。同時，加強監測檢測、大數據分析和流行病學調查等核心能力建設，開展創新型攻關研究，支持國家級疾控機構建設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

　　快速響應重救治

　　作為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一環，傳染病醫院是抗擊疫情的核心陣地。5月20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方案》，明確“堅持平戰結合”，推動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副主任朱同玉建議，規劃建設國家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要應對10萬人級別的全國性疫情暴發，可按人口在全國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區規劃約10家國家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每個中心應具備3000~5000床位的收治能力。”朱同玉說，還可參照以色列等國家的模式，將該中心設計為地下醫院，平時作為車庫，緊急狀態時迅速轉化成病房。

　　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江西省委會副主委、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張偉也提出設立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建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平時承擔感染性疾病診療及患者癥狀監測、疾病防治管理與健康宣教、公共衛生與應急管理研究、醫療物資儲備等公益事業職能，緊急狀態時承擔預警監測、突發急性傳染病救治、應急科研攻關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決策參謀等職責。”張偉說，通過構建“平戰結合”的醫防體系，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在疫情防控中，每一個社區、每一個村莊都緊急行動起來，成為最有效的防線。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勞動南路派出所民警郝世玲建議，應明確社區組織在疫情防控、防災救災等方面的應急管理職責，提升社區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充分整合相關力量，建立協同高效的聯防聯控機制，以基層黨組織為單位，建立分抓包管制度，化整為零、對口支援，確保遇到突發事件時，能迅速把人員、資源下沉到社區一線;提高社區治理智慧化、信息化水平，實現“人防+技防”，助推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

　　完善法治重保障

　　通過立法、修法為織牢織密公共衛生防護網提供法制保障，也是代表委員們的討論重點。

　　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張喆人表示，我國現有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仍存在許多缺陷與不足，有的法律法規條款過于原則抽象不利于操作，有的滯后于社會發展。例如，新突發傳染病發生時，密切接觸者的隔離缺乏明確法律依據。預警信息發布的主體規定混亂，例如，《傳染病防治法》規定預警發布主體僅限于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而《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預警信息發布主體為縣級以上政府。此外，現有的法律法規也較少關注生物安全問題。張喆人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特別是要建立瞞報謊報疫情信息的追責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主任楊玉成認為，立法時要將公共衛生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將要出臺的生物安全法中，應充分考慮將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切斷疫病傳播途徑作為重要內容。進一步修改完善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

　　高福委員則建議，要加快推進生物安全法出臺，從法律層面明確各有關部門、單位和個人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依法建立和完善國家生物安全部門協調機制，制定配套的法規、規章、標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