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孟剛）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持續。追本溯源，人們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到蝙蝠等野生動物身上。從一些人的餐桌“奇味”到人人喊打，“禁食野生動物”的呼聲再次急切起來。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工作。

　　是否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成為此次修法的關注焦點。人們能否對野生動物口下留情?從何種程度和力度禁止野生動物交易呢?近日，名為“禁食野生動物，您覺得‘卡’在哪里——有問云上論壇”舉行，多位國內知名學者在線上建言，應擴大禁食野生動物范圍，把公共衛生安全風險的考量納入野生動物保護法規中去。

　　對蝙蝠等應立法禁食

　　目前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中有明確的“禁食”規定。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中，國家一級保護陸生野生動物98種、國家二級保護陸生野生動物308種，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即“三有”名錄)1591種以及昆蟲120屬都被納入保護范圍。但是，蝙蝠、鼠類、鴉類等絕大多數陸生脊椎野生動物并未列入野生動物保護管理范圍。

　　資料顯示，當今78%的人類新發傳染病與野生動物有關。從立法上，將“禁食”范圍擴大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啟臻表示，食用野生動物的風險性和災難性后果，已經人盡皆知，因此要全面禁食野生動物。朱啟臻稱，《野生動物保護法》對禁食野生動物有明確規定，但范圍過小，僅限于國家重點保護動物，不足以維護公共衛生安全。因此，必須擴大禁食野生動物范圍。

　　“非常有必要在立法上擴大禁食野生動物的范圍。對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無論是獵捕的還是馴養的，應當絕對禁食。對于蝙蝠、蟑螂、鼠類、蛇等含有危害人體健康甚至可能帶來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動物也應堅決禁食，并可以考慮運用刑法手段規制。”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研究會副會長劉長秋如是表示。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院長助理、博士生導師王岳則認為，從公共衛生安全、防疫的角度，從全體公民生命權、健康權保護的角度出發，擴大野生動物禁食的范圍，應該是毫無疑問的。最為安全的做法是不僅限于食用，而且是全面禁止野生動物的交易。

　　如何確定禁食范圍

　　據統計，我國以供應食品、毛皮、藥用原料、科研試材為目的的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種類約100種，養殖企業及養殖戶約50萬家(戶)，從業人員超過100萬人，年產值約500億元。

　　全面禁食，繞不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相關人力、企業的去留難題。如何看待和對待人工圈養繁殖的野生動物，成為歷次《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的焦點。

　　朱啟臻表示，過去的野生動物邊界很模糊，《野生動物保護法》只界定了珍稀、瀕危和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除此之外的動物怎么管、誰管，并沒有說清楚。這種模糊性也就導致了管理的混亂。“因此，我主張以人工養殖是否成熟為界限，政府頒布一個養殖名錄。這樣就使大家很明確，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野生動物界定清楚了，背后的非法推手就解決了。”朱啟臻告訴記者。

　　王岳表示，從立法的層面，要考慮是否會涉及到某些特定群體的生存利益與食品供應安全問題。比如水生野生動物涉及到漁民的生存利益與國家食品供應安全問題，通常似應排除到管制范圍之外。王岳認為，至少要采取一種部分禁食的制度，采取負面清單(原則上允許，有危險的禁止)或正面清單(原則上禁止、例外開許)模式。

　　北京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立表示，目前很多市場上所見的“野味”物種并不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名錄里，而且很多商家也持有“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使得執法非常困難。這也顯示出本次全國人大法工委在時隔5年后重新部署啟動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張立認為，任何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的行為都會增加人跟動物的密切接觸，都會增加公共健康風險，這種代價絕不是一個野生動物產業可以承擔的。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動物學博士孫全輝認為，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圈養的野生動物在行為上有可能表現得馴服，但因為它們的基因沒有產生適應性改變，所以就沒有被馴化。他建議對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實行全面禁貿，因為從疫病防控的角度看，野生的和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都可以傳播病毒，都會帶來公共衛生風險。在當今社會，我們完全不需要通過食用野生動物來滿足對蛋白質的需求，食用野生動物弊遠大于利，應該徹底放棄。

　　引導正確消費觀念

　　目前很多人癡迷于食用野生動物，熱衷于所謂的“食補文化”，使市場受到刺激，野味價格隨之節節攀升。專家認為，在全社會層面，如何移風易俗，如何形成“食用野味損害健康”“以食用野生動物為恥”的共識顯得尤為重要。

　　張立表示，野生動物消費的風俗與地域有很大關系。而隨著生態文明的不斷倡導、各保護組織的野生動物保護及普法宣傳，在很多大城市野生動物消費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我國在2018年起全面禁止國內的象牙貿易，加上前些年政府全面禁止公務宴請中消費魚翅等等，對引導全民正確的消費觀、對中國的野生動物保護聲譽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些都說明政府的倡導和法律法規不斷完善的重要性。因此，完善的立法以外，還要加大普法宣傳的力度，加大執法的力度。特別是對青少年的教育。這可能是目前根治陋習的根本。

　　朱啟臻認為，移風易俗沒有什么良藥。應嚴格執法，對違法者要重罰。要在社會層面，通過宣傳、教育、科普等手段，普及科學知識，營養和健康知識，摒棄愚昧的野生動物“食補文化”。重罰和宣傳教育并舉，才能形成保護野生動物與“以食用野生動物為恥”的共識。

　　“食用野生動物的確有消費端的問題，例如，炫耀身份、地位、特權，歷史沿襲等，但當前真正驅動消費的推手，還是現行法律依然允許出于商業目的繁育和利用野生動物。因此，我認為不能把食用野生動物的罪責全部歸咎于普通消費者，否則就涉嫌為野生動物保護部門開脫責任、轉移問題。我建議要吸取這次疫情的深刻教訓，深入檢討和反思現行野生動物保護體制和機制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孫全輝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