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金額總共沒多少錢，我打個官司還要跑外地，這不是變相增加我的維權成本嗎？”近日，廣東省梅州市王先生說，“我正常維權，憑啥只能去被告所在地打官司？”原來，去年11月，王先生在某電商平臺購買了北京一家商貿公司的產品后，與該公司發生爭議。該電商平臺的服務條款約定，發生爭議協商不成時只能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王先生認為這一條款不合理，于是決定“較真”，先打管轄爭議的官司。（5月12日《工人日報》）

和王先生有類似維權遭遇的消費者大有人在。不少經營者都在相關格式合同中偷偷地留了個“心眼”—— 將經營者所在地法院約定為對消費糾紛具有管轄權的法院；約定必須由經營者所在地的仲裁委員會解決消費糾紛，排除消費者的訴訟權利；還有的甚至“指名道姓”地約定必須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解決消費爭議，而該仲裁委員會案件受理費和處理費最低為6100元。

通常來說，如果消費爭議的標的不太重要、標的額不太大，消費者是懶得跨地域到經營者所在地的法院、仲裁機構去維權的，也不愿意花很多錢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去“賠本式維權”。經營者排除、限制消費者的維權地或維權方式選擇權，給出單一、苛刻的維權選項，抬高了消費者的維權門檻，加大了消費者的維權難度，提升了消費者的維權成本，給消費者造成了不便，制造了維權障礙。

經營者的小九九算得很“明白”：用抬高維權門檻、維權成本、維權難度讓消費者望而卻步，把消費者拒之于維權大門外，阻攔消費者提出維權訴求，減少消費者帶來的維權“麻煩”；讓消費者擁有更不利的仲裁環境、訴訟環境，獲得更少的維權資源，減少消費者的勝算。

經營者算來算去，算出的是自私和不公，也算出了法律規則的邊界。消費者的維權選擇權是一種法定權利，包含必要的法律選項，可不是任由經營者“約定”或“規定”的自由選項。《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進一步明確：以信息網絡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通過信息網絡交付標的的，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通過其他方式交付標的的，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履行地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消費者解決網絡消費爭議，不僅可以選擇仲裁選項，也可以選擇訴訟選項，仲裁并非唯一選項。同時，在訴訟選項中，消費者可以選擇向經營者所在地法院起訴，也可以選擇向更便于己方維權的“買受人住所地”法院起訴，并非只有經營者住所地法院一個選項。

一些經營者在格式合同中限制、剝奪消費者對于維權地、維權方式的選擇權，加重消費者負擔，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構成了霸王條款，違反了《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不具備法律效力。

對于此類霸王條款，消費者應從事前和事后兩個環節進行抵制。消費者在閱讀相關協議時應重點關注經營者擬定的消費爭議解決條款，如發現有限制消費者維權選擇權的內容，要讓經營者修改。當然，在這一環節，消費者的博弈能力有限，大多只有被動接受的份，但消費者可以留存相關交涉記錄，以備后續維權時使用。發生消費爭議后，消費者可以學習王先生的經驗，先提起管轄權之訴，否定經營者的霸王條款，為自己爭取便捷有利的維權地、維權方式。

相關部門也應加強對限制消費者維權選擇權問題的關注，以約談、發布格式合同范本、立案查處、曝光問題等方式，教育、倒逼經營者增強自律意識，規范格式合同擬定行為，充分保障消費者的維權選擇權。（李英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