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武高漢，曾任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

武高漢在參加會議時發言。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 在消費維權事業中，武高漢一直是《中國消費者報》的同行人。日前，武高漢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和《中國消費者報》的故事。

見證《中國消費者報》誕生

時間倒回到上世紀80年代。

1984年，中國消費者協會成立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當時，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還是一個嶄新的事業，不僅需要各級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強有力的輿論力量動員和組織廣大消費者參與到保護自身權益的斗爭中來。這就需要創辦一張以廣大消費者為對象的報紙，配合消費者協會工作。于是，原國家工商局向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申請，要求創辦《中國消費者報》。1984年11月16日，中宣部向原國家工商局回函，批復同意。具有豐富辦報經驗、曾任中國新聞社駐國外首席記者的胡本英參與籌備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中國消費者報》的工作。

當時，武高漢是中消協首任會長、原國家工商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李衍授的秘書。關于報紙籌備的這一段過往，他回憶說：“在《中國消費者報》籌備階段，相關人員希望能請中央領導同志題寫報名，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非常支持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欣然同意并題寫了‘中國消費者報’的報名。”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鼓勵和支持下，《中國消費者報》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應運而生，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中發揮了獨特作用，成為中國消費領域輿論宣傳的重要陣地。

提供宣傳《消法》的好線索

1994年元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正式實施，《中國消費者報》將宣傳重心錨定于此，以推動這部關乎億萬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在全社會的宣傳普及與貫徹落實。1995年初，在策劃《消法》實施一周年成果的系列報道時，《中國消費者報》通過盤點發現了一組令人憂心的數據：這部與消費者利益直接相關的法律，知曉率還不到10%；當權益受損時，僅有9.2%的消費者會向相關部門申訴，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比例更低，僅為2.2%；對于《消法》中“欺詐可獲加倍賠償”的第四十九條規定（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于2013年進行修訂，懲罰性賠償條款被修訂為第五十五條），了解者更是寥寥無幾；因買到假貨遭遇欺詐而通過消協調解索要加倍賠償的案例僅30余起，主動依據該條款向法院起訴的只有兩三起。如何讓《消法》真正走進千家萬戶、深入人心，是擺在《中國消費者報》這張維權專業報紙面前的重要課題。

而恰在此時，1995年7月中旬的一天，已經轉任中消協投訴部主任的武高漢，在處理日常投訴工作中發現的一個線索，為此帶來重大轉機。

武高漢回憶說：“當時，北京電視臺播出了一個新聞專題節目‘懸賞打假’，其中有一位消費者購買了一副假冒偽劣耳機要求賠償，有關行政執法部門依據《消法》第四十九條責令商家給消費者雙倍賠償。幾天后，消費者看到商家仍在銷售這種假冒偽劣的耳機，于是又買了十副要求雙倍賠償，但此次未獲行政執法部門支持，理由是‘知假買假’。”武高漢談到，“我參與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工作，第四十九條之所以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目的是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市場監督，在當時的市場背景下，幫助行政執法部門清理整頓市場，打擊假冒偽劣亂象。加倍賠償本質上是對群眾的一種獎勵，能激發他們主動發現、打擊假貨的動力——發現一個再找十個，這不正是群眾監督的力量所在嗎？”

就此，武高漢立即給當時主持中國消費者報社工作的副總編輯李學寅打了電話，提供了這個新聞線索。

上述這個知假買假的小伙就是后來為人熟知的王海。在獲得這個新聞線索后，李學寅迅速安排記者進行調查采訪，隨后刊發了《刁民？聰明的消費者》《“刁民”購物索賠記》等報道，并組織了大規模的報紙討論和專家研討會，引起了社會強烈關注和巨大反響。

“當時我將這個線索提供給了3家媒體，但只有《中國消費者報》費盡周折找到了王海并將此事報道了出來。”武高漢說。在隨后由《中國消費者報》掀起的“王海現象大討論”中，王海也積極參與，并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旗幟鮮明地表示：“加倍賠償，理所應當。應調動、保護消費者運用加倍賠償條款的積極性，因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的真正天敵，是不會被收買的。”

“王海現象大討論”形成全國“街頭巷尾說王海，千家萬戶議《消法》”的景象。《消法》關于加倍賠償的條款也從此走入千家萬戶，為消費者所熟知。

在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發展歷史上，“王海現象大討論”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王海現象大討論”的出現，武高漢和《中國消費者報》功不可沒。

聯手挑戰潛規則

《中國消費者報》作為中消協主辦的報紙，在武高漢看來，其不僅是中消協的宣傳陣地，更是保護消費者權益戰線上的親密戰友，他和《中國消費者報》一起，向市場上存在的種種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潛規則發起挑戰，平板電視是否適用“三包”規定就是其一。

對今天的消費者來說，平板電視享受“三包”服務再正常不過，但在20年前，部分平板電視生產廠家，尤其是外資平板電視生產廠家以國家“三包”規定中未明確提及“平板電視”為由，拒絕將平板電視納入“三包”保障體系，紛紛自行劃定售后服務的期限和范圍。同時，在對主要零部件的界定上，幾乎都將平板電視最重要、價格最貴的部件——顯示屏排除在外，使得核心部件的維修與保障成了“真空地帶”。

當時，《中國消費者報》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刊發了《平板電視修還是換：液晶屏損壞如鯁在喉》的報道，率先指出平板電視不執行“三包”規定給消費者帶來的傷害，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并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和跟進。后又連續刊發了“平板電視‘三包’選擇回歸還是選擇后退”專題報道，曝光平板電視生產企業拒絕“三包”、對出故障的平板電視只換不修、小零件故障就要求更換整個顯示屏等行業潛規則，呼吁將平板電視納入“三包”體系。時任中消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的武高漢就此接受了《中國消費者報》記者采訪，明確表示：國家“三包”政策對彩色電視機的售后服務有明確的規定，平板電視既然是電視，就應該無條件地執行國家的“三包”規定。廠家“平板電視非電視”的觀點，實際上是故意曲解國家的法規，試圖逃避自己的責任。

在此背景下，某行業協會曾出臺了《平板電視機售后服務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由于該《意見》規定的平板電視保修時間明顯低于國家“三包”規定，且低于國內知名平板電視廠家的服務標準，遭到廣泛質疑。《中國消費者報》隨即展開輿論監督，刊發了《平板電視顯示屏包修時限誰說了算》《平板電視售后期待人性化服務》《平板售后服務市場亂象依舊》等報道，質疑該《意見》既影響行業健康發展，也損害消費者權益。武高漢明確對媒體表示，國家相關部門和協會在制定有關法規時，要充分考慮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否則輕易發布有悖于“三包”規定的平板電視服務規定，必然會將自己置于“白貓非貓論”的尷尬境地，不僅得不到業內的尊敬，還會遭到廣大消費者的質疑。

此后，《中國消費者報》又多次報道了平板電視的售后服務問題，武高漢也多次代表中消協發言，呼吁將平板電視納入“三包”規定。2010年3月18日，《中國消費者報》及北京、杭州等19個城市的消費者組織共20家消費維權單位，聯合向工業和信息化部及原國家質檢總局遞交了《建議函》，強烈呼吁將平板電視及顯示屏等主要部件納入國家“三包”范圍。2011年3月1日，原國家質檢總局發布《關于將平板電視機商品納入〈部分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調整范圍的公告》，將平板電視（液晶電視、等離子電視）納入“三包”范圍，完成了平板電視的“三包”歸隊旅程。

武高漢說：“媒體的監督和宣傳作用，是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的‘天然屏障’，消保事業的發展進程，與媒體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國消費者報》作為消費者組織的輿論陣地，一直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為消費者權益鼓與呼，我很高興有這樣一位戰友，和中消協以及各級消費者組織一起并肩戰斗。衷心期盼她在未來能持續成長、愈發卓越，為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的蓬勃發展注入更強勁的力量。”（本文由本報記者任震宇整理）

記者手記

與消保事業共情 與維權媒體同行

武高漢是一名消費維權戰線的“老兵”，親歷了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的發展、壯大。

采訪他時，武高漢回憶起早年經歷，笑著說：“1983年以前，工作調動都是我主動選擇的，但加入中消協后，我便不再‘選擇’，我認定了消費者權益保護這份事業，將其作為終生奮斗的目標，始終滿懷熱忱，全力以赴。”

當談及與《中國消費者報》的合作，以及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時，武高漢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他憶起與《中國消費者報》的一次次并肩前行：一同宣講《消法》，一同向行業潛規則“亮劍”，一同與假冒偽劣商品堅決斗爭……

武高漢重視媒體，也熟悉媒體，他高度評價媒體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對記者說：“從《消法》的出臺與實施，到‘王海現象’大討論；從各級消費者組織的建立到中消協年主題活動的推廣，消保事業的每一步成長，都浸潤著媒體的心血與支持。消費者問題也是人民大眾的問題，為人民服務又是黨的宗旨。消費者的‘小事’就是民生的‘大事’，是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體現，更是市場經濟中人民生活冷暖最真切的反映。”武高漢堅信，《中國消費者報》會不斷在維權戰線上續寫榮光，為守護消費者權益貢獻更磅礴的力量。（任震宇）